并且要知道，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剥开了清代“太平盛世”的外衣，使人们看清楚了它的腐朽和丑恶，在批判揭露的同时，也对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表示自己的同情。
在地主、官府残酷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小说中没有集中描写，但很多地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
如《儒林外史》第一回讲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篾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
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
第三十一回，写杨裁缝在南京死了母亲，无钱收殓，“双膝跪下”，“放声大哭”，磕头向人乞讨。
第二十五回，修补乐器的倪霜峰，“只因衣食欠缺”，流着泪忍痛把死剩的五个儿子，一个个都卖给人家。
因此关于《儒林外史》一书的主题，有“功名富贵”说，“穷极文士情态”说，“反科举”说，“文化反思”说等多种说法，也正是作者揭露讽刺的深刻性决定了其主题思想的多重性。
所以这本书也是有着极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像是杰出的讽刺艺术。
比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地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
并认为《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讽刺艺术发展到了新的境界。
黑格尔认为:讽刺“产生于一种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
“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是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对和他的关于道德与真理的抽象的概念起直接冲突的那个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视。”
吴敬梓的创作直接受到《史记》秉持公心的实录精神与委婉曲折的讽刺手法的影响。
首先，小说的讽刺对象是写实的，讽刺描写是真实的。
《儒林外史》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事实。
其次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中谈到:“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吴敬梓深刻的写出了讽刺客体的丰富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它们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真实地展示出儒林阶层人物性格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享受。
让人“既笑得浑身颤抖，而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
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可与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葛朗台相媲美。
这个有十多万银子的大地主，临死时，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后来妻子赵氏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挑掉一根，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作者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集中在同一人物的身上，使讽刺对象处于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
如第二十回写匡超人吹嘘自己是一个有名的选家。
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牛布衣反驳说:“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说:“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匡超人得意忘形地吹嘘不想露了马脚。严贡生恐吓诈骗，无恶不作，却偏要把自己说成是“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便宜”的大好人。
就在他自吹自擂的时候，小厮跑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正如卧闲草堂本评点者所批:“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闻者不繁言而已解。”
严贡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落得受人嘲笑的结局。
另外，枝节横生，风波突起，故意破坏欢乐和谐的场面，使它大煞风景，也是《儒林外史》的一种讽刺手法。
第十回写蘧公孙玉鲁小姐结婚，张灯结彩，摆酒唱戏，大家正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
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
一个小插曲把锣鼓喧腾的喜气场面破坏了，具有含蓄的讽刺意味。
还有就是独到的结构艺术。
因为《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它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鲁迅)的独特形式，对这种结构的评价长期以来是有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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