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论是汉魏六朝还是唐宋明清，文人们皆自觉地表达着对“死亡”的深刻体会。
猿、狐、蛇、鱼⋯⋯老精物怪都是作者对时光嗖忽间生命消蚀、万物老朽的深刻体会之后的形象表达，孤魂陋鬼则是对生死苍茫的终极体验的艺术变形。
只是素来含蓄的中国人不喜欢直面言辞，而是把这一种复杂、苦涩的感受婉约地倾吐于虚幻的文辞字句之间罢了。
西方现代人也讲求对现实苦难和死亡的体验，存在主义哲学就把死亡当作确定人生意义的一个前提。
他们认为，死亡是确证存在的终极尺度，正是人们肯定并认识到了死亡的真实存在，人生的选择才有了重要性，人生也因此而有了价值。
“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说的那样：‘单从形式方面看，人的个体生存已经就是现在不停地转入逝去的过去，不是一种慢性的死。
并且如果我们现在从形体方面看个体生存，那么很显然，和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走着走着只是经常拦阻了的未即跌倒一样，我们肉体的寿命（活着活着）只不过是拦阻了的未即死亡，只是延期又延期了的死亡。
最后，我们精神的活跃也只是不断被推迟了的未即闲着无聊。
每一口气都在击退时时要侵入的死亡。
在每一秒钟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死亡进行着斗争；而在较长间歇之间则以一日三餐、（夜间）入睡、（时间）取暖等等为斗争方式。
到了最后必然是死亡战胜，因为我们的诞生就已把我们注定在死亡的掌心中了；死亡不过是在吞噬自己的捕获品之前（如猫戏老鼠），逗着玩耍一会儿罢了。
在这未被吞灭之际我们就以巨大的热诚的想方设法努力来延长我们的寿命，愈长愈好，就好比吹肥皂泡，尽管明知一定要破灭，然而还是要尽可能吹下去，吹大些。’”
死亡可以表现为一种崇高的境界，即悲伤、痛苦、崇高的情境，也可以是给人以孤独、战粟、荒诞甚至恶心的感觉。
面对死亡，可能是乐观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也可能是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偶然性所造成的无可奈何、无可逃遁的的无意义感和绝望感的滋生。
古往今来的人们面对死亡时内心的体验有惊人的相似，不同的只是西方人对此给予了明确的解说，而中国文人则是以寓言式的故事启示于人。
然而，正如上述叔本华所认知的那样，西方人从死亡中感受到的多是悲苦、恐惧，而华夏先人们感受到的则更多是向死而生的乐观与勇气。
可以说，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作者们是站在“审丑”的高度看待生死的，其写作活动本身就是从死看生、从大限看无限的近乎壮举的尝试。
至于中国古代鬼怪小说：个体意志的狂欢化虚幻实现、人道主义的唤醒鬼怪小说构建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在虚幻的鬼怪世界中，可以痛杀恶人，也可以实现传统所不允许的爱情，可以痛骂贪官皇帝，也可以无视生死，穿梭于上天地狱之间⋯⋯总之，一切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都可以尽情地渲泄、狂欢，以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
要知道中国古代鬼怪小说作为一种个体意志的狂欢化虚幻实现，其间，“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宫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
它取消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也于幻境之中否定了一切社会不公现实，用丑陋的艺术形象、离奇的故事情节、滑稽、怪诞甚至粗鲁不雅的语言进行自嘲，进而消解一切神圣的东西。
这种自嘲是正反同体的，既寄予欢喜，又冷嘲热讽；既肯定，又否定；既有恨，又生怜；既埋葬，又再生。
例如《搜神记·白水素女》，叙写一个命运不济（父母早丧）、生活穷苦之人被一只田螺精怪眷顾，从此有米有面，生活无忧，有亲有爱。
其故事情节婉转动人，最终给人留下的却是深深的悲凉。
正是因为现实当中人们缺失了温饱、亲情、关怀这些最为基本的东西，作者才把理想寄于虚幻之灵，于中获得愿望的虚幻满足的。
其他又如：《藻兼》一则于奇幻的笑谈之间，写尽了康王那强暴、荒淫、凶残、无耻的一面，讽刺了道德的荒芜，也批判了政治的黑暗。
最终以康王的收回臣命的小说结尾让读者得到了阅读欲望、现实需要的虚幻性满足，当然，也让作者自身得到了心灵暂时性的自欺欺人的安慰。
《庐江冯媪传》于荒诞、可笑之处批判了世情的冷漠；《孙阿》一则，写死了的儿子请父亲出面托人情、拉关系贿赂鬼域官吏，终于得到其想要的生存方式⋯⋯
这些荒诞不经的情节都倾注了作者强烈的个体意志，他们把在当下社会现实中不能现实的理想、愿望统统移入鬼怪小说作品中。
同时，在鬼怪的世界里，将其积淤已久的生存意志、愿望得到最痛快淋漓的渲泄、狂欢，摆脱一切现实可能存在的政治、伦理利害关系、沉重责任，使自身、读者得到当下、暂时性的最高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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