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弄清各个时代文学中的侠士形象的内涵发展，才能真正理解我国的侠文化。
至于唐传奇中的侠士也很有个性，所谓“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在《漫感》中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以相当准确的话语表达出来。
于文人而言，箫或许是“静”，指代生活的闲适自在、无拘无束。
而剑则是“动”，即可指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亦可指行侠仗义、笑傲江湖的游侠情怀。
这一静一动，往往激发了文人的创作冲动，给人留下了诸多美的感受。
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不仅是作者们对心中仰慕的侠者的描写，更是自我内心理想的写照。
对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个性特点分析，文坛上众说纷纭。
温子建在《武侠小说鉴赏大典》中提到唐代武侠形象的时候说:“唐传奇塑造了众多的武侠形象，揭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侠义精神，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开辟了新的途径。”
最为普遍的观点就是其尚武、女侠突出、侠类众多等特点。
如沈阳大学的学者赵旭，就提出了“武力”“重义”“守信”“不居功”的形象特点。
而湖南科技大学的刘新华等学者，还专门针对女侠提出了“刚猛”“独立”“爱恨分明”的特点。
然而这些观点过于笼统，并不全面，无法深入透彻地谈及唐传奇侠士形象背后的内涵，也未能显示出唐代侠士特有的风范。
针对此种状况，我们可以针对唐传奇中侠士特有的四个特征做出分析。
首先是傲，的确，傲，这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第一个个性特征。
与任何时代不同，唐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尤其在盛唐时，万邦来朝，国力强盛，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而骄傲。
文人的骄傲铸就了文采飞扬，也使得他笔下的人物一言一行无不傲气十足。
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中唐时期的传奇作品，譬如《柳毅传》中的柳毅与钱塘君，二人虽“傲”处不同，却都将唐侠的风范表现的淋漓尽致。
钱塘君的傲是自视过高，横行无忌。
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细细品味，几乎与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与唐王朝对侠客的推崇有直接的关系。
《旧唐书》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开明的统治下，当权者对侠客的态度较为宽容，在法律中也常见优容，给了他们极大的生存空间。
他们以自己的身份为豪，以时代的尚武精神为傲。钱塘君便是此类人物的真实写照。
文人们对他们的为人或褒或贬，但对其傲气大多还是十分欣赏的。
与钱塘君不同，柳毅所表现出的却是文人的傲骨，更被推崇。
解救龙女危机后，他严辞推拒与龙女的婚事:“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夸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萧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人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怖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服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
他坚持自己的真理，不违背自己的心愿而屈服于他人，守义重礼。
他的傲体现在人的自尊与自重上，比起钱塘君的鲁莽狂妄要高出许多，也正因这样，不可一世的钱塘君折服于小小的书生柳毅。
加上柳毅急人之难的侠义胸怀和豪迈气魄，使得柳毅足以被称之为“大侠”。
其二是武，武，这也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第二个个性特征。
历代文学作品内都有对于侠士武术技艺的体现，唐传奇自然也不例外。
可以说侠士形象“武”的特点是贯穿整个唐传奇的发展过程。
但它所展示出的“武”，有着两层含义，且每一层都与诸代作品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为尚武精神，其二为高超的武技。
与明清的侠义小说不同，唐传奇只能称作豪侠小说。
虽然同样表现出侠士风范与精神，但对于武道的重视却远大于后者。
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颇具武道精神，行事果敢，不惧杀人，尤其中唐前期非常明显。
例如《谢小娥》中关于她报仇的情节:“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
而《柳氏传》中许俊更是直接策马将柳氏带出了沙吒利府，没有使用任何谋略。
韩非子在《五蠹》一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唐传奇中的许多侠士几乎都是犯禁者。宽松的法度使他们尚武倾向日益加深，这在唐传奇中侠士上体现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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