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张士诚也干过盐商，消灭了大半梁山好汉的方腊也是一名商人，据记载他还是一名“农场主”。
商人有大量财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就是打钱，没有大量金钱如何招兵买马，打造兵器、盔甲？
所以在财力上农民输了一大截，再者经商的脑子亦比较聪明，胆子也比较大。
农民起义领袖中还有一些就是军人。
秦末的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是屯长，元末的张献忠是戍边兵士，作为军事人员，他们具备一些军事素养，在资质平凡的农民中自然能起到挑大梁的作用。
真正的农民出身的只有三人，但也是助手或者是继任者，具体是南宋接过钟相指挥棒的杨么，清朝末年的杨秀清和萧朝贵。
农民作为封建王朝的“支柱”，封建社会的主体，统治者也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地主阶级要想永远当地主就必须牢牢控制好农民阶级，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因此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世面见得少，即使是科举制的实行，给了农民翻身的机会，但所学的内容是儒学思想，忠君爱国，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朝时期规定八股文，清朝则兴文字狱。
所有没有群众基础、财力和专业能力的农民阶级很难成为起义的领袖，总不能把锄头一扔，就起义吧，大家说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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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了更好的统治国家，古代统治者甚至人为的“制造”农民。
“从在观念上将‘民’主体定义为‘农’，到实际生活中变民为农。
这不是作者菌胡诌，而是真的，要知道我国农耕出现得相当早，大概一万年前就出现了。
但是，农耕真正成为一种主要的生计方式，其实和国家在背后的推动密切相关。
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各个国家相互竞争、谋求生存发展，二百多年间战争不断，农耕普遍化与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有相当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投入兵力上的变化。
春秋时期流行车战，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会动用几百乘兵车，但城濮之战也不过七百乘，鞌之战八百乘，千乘就了不得了。
实际上，车战所动员的兵力大概也就几万人，车上只坐三个人，每辆车后还跟随72名徒士，再加上车上的几千甲士。
粗略估算一下，八百乘兵车也就五万多人。
此外，春秋时期，组织打仗的主要是贵族，而且武器装备是由贵族自供的。
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兵力增加到30万到100万，且开始向常备化发展。
一场战争动辄几十万人参战，比如公元前318年秦与诸国战于修鱼，斩首八万二千。
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73年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15万。
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被俘虏的40万赵军，统统被活埋了！前234年，秦将桓齮（yǐ）攻赵平阳，斩首10万。
由一方的损失不难想见双方动员兵力的数量。
前224年，王翦攻楚，所率军队多达60万。
别小觑数量上的变化，背后是士兵来源与供应方式的重大变化：原先是贵族自行提供装备，加上其私属，相当于国人为封君作战。
现在要大量动员普通百姓上战场，这些人无力自行负担装备，都要由国家提供。
为维持众多的常备军，国家的财政负担骤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直接间接均与此有关，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国君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与调动人力与资源）。
建立户口制度（直接控制更多的百姓）、律令制度（应对不断增加的日常事务）、对人才的争夺与吸引、各种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赋税征收上的变化（始于春秋时期），目的是使国家能有持久稳定的物资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官员与军队）的持续运转。
农民的普遍出现与这样一个大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的状况是各国之间处于互有胜负的胶着状态，并非一次战争便决定国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会产生这些后果。
战争状态持续了数百年，经历的是不断的你胜我败，推动各国通过不断的变革来促进其内部（制度）的变化。
这是生存压力下的选择，没有其他退路。
只有改革越彻底，才有出路。
国家组织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越强，才能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兼并中获胜。
你死我活的压力下，那一时期才涌现出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成功变革了，楚国吴起变法就遇到了极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贵族们的反对。
秦国最为成功（军功爵，奖励耕战），才在漫长的逐鹿中胜出。
商鞅居功甚伟，不过，也由此开启了百姓沦为国家工具的漫长历史。
像是马克斯·韦伯就十分看重长期战争带来的理性化压力，他认为中国理性化最强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原因就是纷争不断。
一旦统一，就会相应带来权力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还有像以前一谈及战国时期，大家脑海中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人民的痛苦和战争等印象，人民似乎极其渴求统一。
相比于我们关注到的层面，韦伯的这段见解颇有洞察力，揭示了战争这种“恶”在历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简单地歌颂统一，看到了历史更多的侧面。
以及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他的研究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包括韦伯、蒂利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关注十七世纪西欧的变化，其中也强调了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比如财政制度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出现等。
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况与十七世纪的西欧类似。
所以许多人才说是国家制造农民，是和战国时期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各国面临的境况类似，做法也大同小异，重农与授田是不少国家共同的选择，律令规定上亦有相通处。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国“奔命律”与“户律”的精神，便与秦国相近。
只是秦国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最后能在争雄过程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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